大蕭條怎麼走出來的，大蕭條的起源是政府幹預太少還是太多，民衆信心對走出大蕭條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每部反映大蕭條的文學影視作品幾乎都表達了對信念的敬意。下面看看大蕭條怎麼走出來的。
對美國以多快的速度從大蕭條中擺脫出來，人們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爲實際產出增長率在1933-1937年及1938年之後非常高，從1933年3月的低谷到1937年7月的高峯之中，月度工業生產增加了79%。從此意義上說，美國走出大蕭條的速度非常快。另一種認爲，大蕭條中的美國產出下降是如此嚴重，以至1937年實際GNP才恢復到大蕭條前的水平，到1940年左右才達到蕭條前的增長路徑。從此意義上說，恢復又是非常慢。
第一種是較爲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認爲二戰幫助美國走出了大蕭條，其中財政政策發揮了主要作用。30年代美國財政政策表現爲一種支出政策。在大蕭條時期，美國財政政策發揮的作用不大。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聯邦支出的大量增加才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同財政刺激配合，擴大了財政政策作用效力。
第二種是弗裏德曼和布朗“政策無能和無效”觀點。布朗廣爲引用的結論是，30年代的財政政策，似乎是一個不成功的經濟恢復手段——並不是因爲它不起作用，而是因爲它沒有被使用。布朗認爲，財政政策的非擴張性，主要是因爲各級政府的稅收結構突然上升，特別是1932年《收入法》的增稅措施，抵消了增加支出的擴張作用。弗裏德曼和施瓦茨也強調聯儲政策不是美國經濟恢復的原因。
第三種觀點與第二種密切相關。認爲傳統的總需求刺激沒有發揮促進經濟恢復的作用，美國經濟恢復源於經濟的'自我調整力量。伯南克和帕金森認爲，經濟恢復是經濟中存在強烈的自我調整力量的一種證據而已。迪龍和薩默斯也持類似的觀點。
第四種觀點認爲，30年代經濟中的自我調整力量較弱或不存在，總需求刺激特別是貨幣擴張在結束大蕭條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羅默的結論是:1933-1942年美國經濟中幾乎所有能觀察到的恢復都可歸因於貨幣擴張，財政政策相對而言幾乎沒有做出什麼貢獻。
對美國大蕭條的若干反思
(一)美國30年代的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恢復中發揮的作用不大，如果羅斯福政府在擴大政府支出的同時，採取減稅措施，刺激經濟恢復的效果會更好。羅斯福是否採用了增加政府支出促使經濟恢復、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方法，一直是過去幾十年爭論的問題。
筆者在此不打算論證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否足夠多，從而填補產出缺口的問題，只是要特別指出:單就財政政策而言，羅斯福新政在這一點上至少是不成功的，即一方面擴大支出，另一方面增稅。在蕭條還沒有走出時，增稅損害了納稅人的信心，使私人投資活動保持在低水平。到1937年，美國實際產出已經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而私人投資(不包括累積存貨)仍低於1929年的1/3。
增加支出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被增稅措施抵消了。因此，增支與減稅並舉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在羅斯福新政時並沒有真正實施。羅斯福並非第一個美國凱恩斯主義者。聯想到當前國內面臨需求不足，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總有人愛在30年代美國新政政策實踐中找依據，認爲30年代財政政策幫助美國走出大蕭條的“成功經驗”可資借鑑。
筆者認爲，可資借鑑的是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而非增稅，因增稅侵蝕了企業利潤，損害了企業信心。至於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減稅刺激能否有效，值得商討，筆者贊同“沒有減稅空間”的論點。
(二)中央銀行應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並要有明確的穩定政策目標。30年代前的美聯儲目標既多且不明確:聯儲一度依附於財政部，受到多種目標(干預股票價格、存款準備金、黃金流動、利率等)的約束，同時要受到堅持金本位制、既要強調國內目標又要強調國際目標的約束。多目標會產生衝突問題，並使決策複雜化。
堅持金本位制，防止黃金外流，聯儲就得采取緊縮性公開市場操作，提高利率以吸引黃金流入。因此，聯儲對國內目標的追求要受到金本位制的制約。而且，公開市場操作對高能貨幣的供給影響並不大，因爲它們常常被成員銀行借款的變化所抵消。聯儲政策目標的不確定性，增強了金融制度的脆弱性，通過貨幣和非貨幣渠道使蕭條進一步惡化。
戰後，聯儲的獨立性日益增強，目標趨於簡單化，基本上是在利率目標和貨幣目標之間選擇。目標的明確使聯儲能根據經濟狀況靈活決策。
(三)政策制定者通過設計和實施促進金融市場穩定的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宏觀經濟，錯誤的政策會使要解決的問題變得更糟。20年代末，聯儲錯誤地認爲要讓股票市場的投機活動降降溫，從而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不僅沒有抑制股票市場的投機活動，反而使投機活動更盛。1928年夏貨幣政策緊縮之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公司繼續向股票購買者提供貸款，因爲貸款的收益率非常高。同時，股票購買者繼續使用借入資金購買股票，因爲來自股票價格的收益仍然超過借款成本。對股票市場干預的貨幣緊縮政策，使總需求停止增長，通貨緊縮開始惡化。而在陷入大蕭條之後，羅斯福通過金融改革(重建聯儲系統，建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1935年的《銀行法》等穩定金融機構的措施)，增強了私人部門的信心，刺激了經濟恢復。
(四)面對大蕭條，政府有必要同時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雙鬆”政策。然而，在1936年底，經濟還未恢復到大蕭條以前的水平時，聯儲擔心恢復會產生通貨膨脹，遂提高對成員銀行的存款準備金要求。財政部也採取凍結黃金進口的政策預防通貨膨脹，目的只是爲了減少超額準備金，但結果是引起銀行信用和貨幣供給的減少，利率上升。
更糟的是，財政政策也轉爲緊縮，1937年開始徵收的社會保障稅降低了公衆的購買力，新開徵的公司稅，特別是未分配利潤稅，對商業信心產生了不利影響，結果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造成了蕭條中的一次衰退。這次政策組合失敗的教訓表明，在面對比較嚴重的經濟蕭條時，有必要採取“雙鬆”的財政貨幣政策促進經濟恢復。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可從中得到一點啓示:面對通貨緊縮，積極的財政政策也需要較爲寬鬆的貨幣政策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