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在元代叫什麼，驛站，是古代供傳遞軍事情報的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組織的傳遞信息系統的國家之一，下面一起來看看驛站在元代叫什麼。
郵驛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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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疆域遼闊，驛傳運輸發達。元代時的驛站，蒙古語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漢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語jam的音譯(漢文典籍中初音譯爲“蘸”)，即漢語的“驛”之義。故而驛傳在元代漢文文獻中，也稱驛站，由此產生了“驛站”的稱呼。
元代郵驛可上溯到蒙古國創始人成吉思汗時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臺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經過河西走廊、畏兀兒境直到他的駐幕地阿力麻裏附近之虎牙思的驛道。大規模的郵驛設置則開始於忽必烈時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遷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設燕京爲大都，建國號爲元。
同時，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頒佈《站赤條劃》，並以此爲依據，統一蒙古站赤及漢地郵驛制度；適應統治中心的轉移，規劃以大都爲中心的郵驛系統；建立以驛站爲主體的馬遞網路和以急遞鋪爲主體的步遞網路。從而形成規模龐大、稱雄一時的元代郵驛，溝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間的聯繫。
驛傳站點星羅棋佈，朝令夕至。元代驛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與交通工具外，平時也兼於運送貢品、行李等少量貨物，戰時還承擔軍需給養的運輸任務。
驛站系統於交通樞紐處還設有車站，專門運輸金銀、寶物、貢品等貴重急需的物資。驛傳運輸參照宋制，除以馬匹遞送爲主體的驛站網外，還有一套以步遞爲主體的急遞鋪網，專門傳送官方文書。
郵驛制度
元朝時候，郵驛有了很大發展。元朝建立了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爲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驛路範圍大大擴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著名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覲見成吉思汗時，即曾經過這些驛站。
成吉思汗大軍佔領遼西后，也立即在當地建立起有效的郵驛設施。<元史>記載，1215年，元軍佔領遼西，有人向政府報告義州（治所在今遼寧義縣）將要反叛，鎮將準備以屠城手段進行武力鎮壓，觀察使王榮祖“馳驛”向成吉思汗報告，才制止了這次血洗。可見當時驛馬奔馳十分迅速。
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臺即位後，下令整頓地區驛鋪，命令稱：“諸牛馬站每百戶置漢車一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納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時已有周密的驛站制度。
窩闊臺和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專家們考證，這個“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驛傳的官員，後來也就通稱驛站和驛傳了。嚴格地講，“驛站”這個詞，是從元代纔開始的。
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記載，元朝的驛路分爲三種：一稱帖裏幹道，蒙古語意爲車道；二稱木憐道，蒙語意爲馬道；三爲納憐道，蒙語意爲小道。從地區講，帖裏乾和木憐道，多用於嶺北至上都、大都間的郵驛；納憐道僅用於西北軍務，大部分驛站在今甘肅省境內，所以亦稱“甘肅納憐驛”。
站赤制度，是一種系統而嚴密的驛傳制度。廣義地說，應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徵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時，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條例》，這是當時有關驛傳的基本管理條令。
基本內容有10多項，諸如驛站組織領導、馬匹的管理、驛站的飲食供應、驗收馬匹和約束站官、檢驗符牌、管理牧地、監督使臣和按時提調等等。元朝時各驛站設有驛令和提領導驛官，他們的職責是：如數供應良馬，檢驗驛使憑證，清點驛站設備等。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覈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元朝的驛路四通八達。史家認爲，元朝驛站制度之盛是我國曆史上少見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絡”，對維持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對發展我國邊疆地區的交通，起有重要促進作用。
今天東北三省，屬於元朝的遼陽中書行省，有南北兩大驛路幹線，向北延伸到黑龍江入海處的奴爾干城，南抵高麗王都開京（今朝鮮開城），共轄有135個驛站，管理驛馬6515匹，驛車2621輛，驛牛5259頭，驛狗3000只。今甘肅地區，是元朝通西域、中亞的`必經之路，有驛站47處，有的驛站擁有驛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經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過驛路和西方有頻繁的往來。當時中西國際驛路共有三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的驛路；第三條爲經過甘肅走廊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
對當時中西驛路的暢通，史家交口稱讚。清初史家萬斯同說：“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設置了驛站，往來世界，就像在自己國內一樣。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縣，曾先後發現波斯銀幣和金幣，可以說是元朝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和驛路暢通的物證。
元朝的驛站都備有驛舍。這和宋朝的館驛一樣，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陳設之華麗也和宋館驛相近。當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描寫說：“有宏偉壯麗的建築物，陳設華麗的房間”（《馬可·波羅遊記》），來往官員住宿條件是舒適的。驛站負責給使臣配備交通工具，陸行有馬、驢、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轎，東北邊遠地區更有特殊用於冰上的驛狗。
據統計，元朝全國1119處驛站共約有驛馬45000匹。在東北的哈兒賓（即今哈爾濱）地區則有狗站15處，供應驛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運發達地區，主要是水驛運輸，有水驛420多處，備驛船5920多艘。這些交通設施，構成了元朝在全國的一個很大的驛路交通網。
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國的疆城規模，發展了國內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爲南北方的統一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前景。早在成吉思汗時，爲便於各部落之間的聯絡，即仿效中原的驛傳制度，在境內設立驛站，蒙古語稱作“站赤”。並頒佈過乘傳的有關規定。元朝建立後，爲通達邊情、宣佈號令，在全國範圍內遍設驛站。
據至順二年(1331年)成書的《經世大典》記載，全國驛站點數達1500多處(不包括西北諸汗國的驛站在內)，構成以大都爲中心的稠密交通網。
驛路東北通到奴兒干之地(黑龍江口一帶)，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葉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烏思藏宣慰司轄境(今西藏地區)，範圍之廣爲前代所未有。當時，國內驛站可說是“星羅棋佈，脈絡相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
馬可波羅對元朝的驛站盛況有過詳細的敘述:“從汗八里城(今北京市)，有通往各省四通八達的道路。每條路上，也就是說每一條大路上，按照市鎮坐落的位置，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之間，都設有驛站，築有旅館，接待過往商旅住宿，這些就叫做驛站或郵傳所。這些建築物宏體麗....即使王侯在這樣的館驛下榻，也不會有失體面的“。
“每一個驛站，常有四百匹良馬，供大汗信使來往備用”，“但是，必須知道，這四百匹馬，並不是同時都在驛站服役。只有兩百匹，放在站上供差一個月之久，在這期間，其餘的兩百匹，在草場上牧養。
每月初一，這些精壯的馬就到驛站服役，後來的那二百匹放回牧場，藉以養肥長膘'“在各個驛站之間，每隔約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大約有四十戶人家。這裏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樣替皇帝陛下服役。他們身纏腰帶，並繫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就知道驛卒將要來了。
成爲他們只跑五公里，也就是說，從個步行信差站到另站，響鈴聲報如了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地依次傳遞下去，效率極爲神速，所以，只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接到遠方的消息，若用普通的方法遞送，則十天之內是收不到的。
“在每隔約五公里遠的驛站上，都有一個書記官，將一個信差到達和另一個信差出出發的日期和時間記承下來，全國的各驛站都是這樣做的。此族和強出官員，每月到各驛站巡視，督察各驛站管理情況，懲處那些失職的信差。所有的信差，除了免交捐稅外，還得到皇帝陛下優厚的犒餉。”
驛站都不需要直接負責開銷驛馬的費用，因爲驛馬是由部近城鎮、村植負責供給的，它們平時飼養，用時供應。根據皇帝陛下的命令，各城市的長付必須派遭內行幹練的人，去調查並且確定居民私人能夠供給馬匹的數目，各城鎮、各村莊也是這麼做的。
依照居民的財力，強行徵派。凡居住在驛站內出的人，都應該捐助適當的份額。供養馬匹的費用，後來改由各城市上繳給大開的歲人中扣除。”“如果遇某處發生騷亂，或某個首領造反，或者其他重大事件，需要火速傳遞消息的話，那麼，驛卒們一日飛馳三百二十公里，有時甚至是四百公里。'
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遼闊、人煙稀少、氣候條件惡劣，交通十分不便，無論是藏族本身建立的王朝還是中原王朝要實現對藏族地區的有效控制，都必須建立一個嚴密的驛站系統來傳遞消息、維持交通、接待過往人員、保證軍隊的後勤供應。
早在吐蕃王朝時期，吐蕃就在青藏高原的各個主要地區之間設置過驛站，用以維持王室和派往各地的官員和軍隊的聯絡，指揮數千裏外的軍事行動。吐蕃的驛站，東北與唐朝的驛站相接，來往使臣可以從吐蕃拉薩或山南直到唐朝都城長安，沿途得到住宿的便利和生活供應。
元代草原上在快遞站
在西北方面，吐蕃的驛站延伸到敦煌和安西四鎮，保證了吐蕃對這些地區的控制。從敦煌發現的古藏文文書看，吐蕃的`驛站有驛吏、驛卒等，對過往使者有定量的生活供應，如有延誤可逐站追查責任，驛站有大站、小站之分，信使也有急使和一般使者之分。
吐蕃王朝崩潰之後，地方勢力割據統治，維繫各地區之間交通往來的驛站也隨之廢弛。多達入藏和忽必烈南征大理，都曾在藏族地區設立驛站，不過當時主要是爲了軍事需要，而且只在藏族地區的東部。
元代急遞鋪令牌
忽必烈即位在西藏推行政令，在中統年間派遣了一個名叫答失蠻的官員進藏，爲加一個隨對放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從青海開始直到朵甘思、烏思藏，清查沿路人口建立了一條直接通到薩迦的驛路。答失蠻領受了上師的法旨、皇帝的札撒(詔書)等，帶領許多隨從，攜帶來往路上所需物品，以及從大小御庫領出的對西藏各級首領賞賜所需的物品，前來西藏。
首先，他到了藏傳佛教再弘的發源地--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依次經過朵堆(即朵甘思)、卓多桑珠、後藏，最後到了具吉祥薩迦寺。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衆，頒發堆積如山的賞賜品，宜讀詔書和法旨。從漢藏交界之處起，直到薩迦，總計設置了27個大驛站。若分別敘述，在朵思麻設了7個大驛站，朵甘思設了9個大驛站，烏思藏地區設了11 個驛站。
烏思藏地區的驛站之中，由烏思地方之人支應的大驛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頗、貢、甲哇等7個；由後藏之人支應的大驛站有達、春堆、達爾城、伸達等4個驛站的事項。答失蠻向吐蕃民衆宣佈了皇帝與上師的詔書和法旨，又在薩迦等地考察了整個吐蕃地方的風俗民情。答失蠻返回皇帝駕前，將經辦情形奏明。
皇帝認可其所辦之事，並賜宴、賜物，任命爲宣政院官署的負責官員。又以吐蕃諸驛站俱系新立，須選派一名能使其安定之人任之。於是派大臣濟拉克者管領吐蕃驛站之聖旨，任爲同知之職，遣往西土。自此之後，蒙古與派之間的關係緊密，吐蕃27個驛站保持安定。上師、本飲、來往道路平安，吐蕃百姓得享幸福。
輝煌的元代驛路
元代把“狩獵”也當作“國之大事”，爲了便於皇帝巡幸，忽必烈命人在上都的東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宮，供皇帝狩獵時居住，通常稱爲東涼亭和西涼亭。西涼亭的正式名稱爲察罕腦兒行宮，位於今張家口市沽源縣大宏城。蒙語察罕腦兒，意爲白色的'海，所以元人詩文中常稱之爲白海行官。
當時由大都通往上都的驛路共有四條，其中三條都經由今張家口地區。這些驛路上設備完善，驛站建設齊全，驛路上車馬絡繹不絕，行人項背相望，交通盛極一時，堪稱全國之最。
第一條是孛老驛路。孛老，爲蒙古語，語義即“西”。在四條驛路中孛老路是最西邊的，也稱西路。元朝建立以前，這條道就是內地通往漠北之路。
該驛路從大都出居庸關，進入龍慶州，經榆林站、雷家站、雞鳴山站、出宣平德勝口（今萬全鎮），越野狐嶺，過撫州（今張北），轉東行至察罕腦兒行官，接望雲道，北上上都，全長約700公里。忽必烈中統以前，這條路是“正路”，凡皇帝、使臣、官員都走此路。中統三年（1262年），改望雲路爲驛路正路。但元朝皇帝每年秋天從上都返大都，往往也走此路，因此它又被稱爲“捺鉢西路”。
第二條是望雲驛路，又稱望雲道。忽必烈在開平即位後決定“縉山（今北京延慶）至望雲，速取徑道立海青站”，並規定“今後使臣、官員除軍情急速公事，有海青牌者入望雲站”“如無急速公事海青牌者，不得縱由望雲，只令入大站”（大站即孛老驛路）。
望雲驛路從大都經昌平新店驛，出居庸關，經龍慶州縉山站（今北京市延慶）、榆林站（今懷來縣榆林）、鵰鶚站（今赤城縣雕鸚）、赤城站（今赤城）、龍門站（今赤城縣龍關鎮）、獨石口站（今赤城縣獨石口）、明安站（今沽源縣北）、察罕腦兒行宮（今沽源縣境）、桓州站（今內蒙古正藍旗北），至上都開平，全長約600公里。
第三條是黑谷東道，又稱“輦路”。專供皇帝每年到上都巡幸，禁止常人行走。因路經黑谷（北京延慶縣西北），所以稱“黑谷東道”。輦路又有兩條，往返各走一條，由大都至上都走東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從集》所謂“東出西還”。這條道路設18個納鉢（契丹語，此處指皇帝行帳），出大都第一納鉢爲大口（北京海淀北）。
，途經納鉢爲：黃堠店（北京西北）、皁角、龍虎臺（昌平縣西北）、棒槌店（延慶縣東口）、官山（延慶縣獨山）、沙嶺（沽源縣豐元店）、牛羣頭。後至鄭谷店、泥河兒（以上兩地均在察汗腦兒附近）、南坡店（正藍旗西），最後到上都。
第四條是古北口路，因位置最爲靠東，也稱“東道”，該路沒有經過張家口地域，專供監察員和軍隊使用。由大都出發，經順義（北京順義區）、檀州（北京密雲區）、古北口、宣興洲（河北灤平北興洲村小城子），沿灤河西北上行，經東涼亭（內蒙古多倫縣白城子古城）至上都。
元朝，今張家口地區設置驛站很多，計有土木驛、雷家站、雞鳴驛、宣德驛、德勝堡站、宣平驛、順聖驛、頭百戶驛、深井堡驛、東城驛、西城驛（今陽原）、永興驛（今涿鹿）、石匣驛、蔚州驛、趙川驛、龍門驛、鵰鶚驛、赤城站、獨石口站、勃魯驛（今張北）、朝家村站、波羅素廟站、三號地站、大青溝站、南壕塹站、洗馬林站、懷安站等32個驛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