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場景定格在我人生的開始：那天醫生確診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導致終身失明。後來，媽媽帶我千山萬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裏上班加班，維持生計。我們經常會在異鄉的醫院裏，或者某鄉村旅館裏，接到來自瀋陽的爸爸的匯款，還有蒐羅來的寶貴的全國糧票。藥沒少吃，路沒少走，最後回到家，視力還是徹底消失了。
記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鄭重地談話，也彷彿是對着我的未來談話：兒子，爸爸媽媽盡力了，治病的錢摞起來，比你還高，長大了，別怨父母。我有點手足無措，想客氣兩句，又有點心酸。
我爸爸叫周叢吉，老家在遼寧營口大石橋。上世紀60年代大饑荒時跑到瀋陽當工人。他是個挺聰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許晚生幾十年，也能搞點藝術什麼的。
他愛養花，我們家門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紀70年代末，電視機像個飛碟似的，降臨在我們貧瘠的生活中。先是鄰居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我們整個向陽大院的孩子們，都炸了鍋。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戶。接着，排着隊，幫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爲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來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隊》。
這時我爸爸閃亮登場了。他騎上自行車，到瀋陽的大西門電子零件市場，買線路板、圖紙，埋頭鑽研，終於有一天，咣的一聲，我家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極管二極管，亂七八糟的線路，亮出了雪花飛舞的畫面，穿西裝念新聞的主持人，在雪花裏扭來扭去。
在工廠裏，他也是把好手，車鉗銑刨各個工種全能拿得起。後來他被評定爲八級工，大概相當於高級技術工人的職稱了。可是，我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爸爸，以及工廠的噪聲冶煉廠的黑煙。爸爸每晚都要會見他的同事，講車牀、鋼管、抽菸、喝酒，媽媽忙着炒花生米，我們要等着他們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階級的爸爸一樣，讓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價值的體現。比方我們在唱歌，這時他回來了，吆喝一聲，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個。
所以，每個人的叛逆，都是從反抗爸爸開始的。
二
我很記恨他還打過我。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一下子，把蓋簾裏剛包好的餃子踢翻了，爸爸上來就給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爲是患青光眼眼睛看不清楚。
不滿的情緒，和身量一樣在長大。戰爭終究無可迴避地爆發了。
在我16歲的時候，我已經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親戚來家，帶了一瓶西鳳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內火外火交相輝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來，他也有點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腦門上一頓痛打，用鞋底子打兒子，那是很有儀式感的老理兒呀。
我是新仇舊恨涌上心頭，加上酒勁兒，衝到廚房，抄起菜刀，就往回衝。好幾個人攔着，把我拖出門，據當事人跟我講，我一路喊着，我要殺了你，嗷嗷的，街坊鄰居都聽見了。真是大逆不道。後來，我爸爸問我媽，兒子怎麼這樣恨我，到底爲了啥？
跟爸爸的戰爭，讓我成熟了，明白人長大了，就應該離開家。我去了天津、長春，一年回家一兩次，爸爸勸我努力當個按摩大夫，很牢靠，風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爲然，尤其是他設計的，我偏不幹這一行。
1994年，我大學畢業，爸爸去瀋陽火車站接我。從浪漫的校園裏，從光輝的名著裏，從對姑娘們的暗戀裏，我又回到了破敗的鐵西區，幾口人擁擠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當初不聽他的`話，學文學，結果工作也找不到。於是，他帶着我去給校長送禮。
這時，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見了宛若知識分子的校長，點頭哈腰，大氣也不敢喘，把裝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塞入人家手裏，拉起我，誠惶誠恐地走了。回家，還唸叨着，人是遼大畢業的。後來，中間人告訴我們，沒戲。我爸爸畢竟是工人階級，一聽不好使，就去校長家，把錢要了回來。
三
對家鄉的失望，讓我們越走越遠，然而，父母老了，他們只能在身後，踉蹌着嘮叨些盼望和祝福。
有一次，爸爸來電話，說身體不好，讓我趕快回家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沒有。他神祕地告訴我，給我找了個媳婦，馬上要見面。原來，我家出租了一間房，給一個在澡堂裏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從老家來了，也想進澡堂上班。我爸就動了心，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礙於住在我家，不好推辭，就說先見見面。這下，我爸當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說，我沒興趣，他就瞪眼了，那你還想找個大學生呀？怕他生氣，我只能答應見見，小姑娘剛從澡堂下班，就過來了，房間裏，就我們倆，她問我，在北京幹啥，我說，賣唱。她說，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邊的澡堂子怎麼樣？我不知道她具體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圇着說，大概水很熱。
我也是看過加繆的人了，也是聽過涅的人了，咋還落到這麼尷尬的境地。
這件事情以後，我是發着狠逃離家鄉的，如果沒國境線攔着，我能一口氣跑到南極。2000年以後，爸爸有一次搬鋼板把腰扭了，於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氣不好，不願意去公園跟老頭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悶在家裏，躺在牀上抽菸看電視。結果，得了腦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圍人不敢去扶，有人拿來個被子蓋在他身上，直到有鄰居告訴媽媽，才被擡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