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徵收茶税，始於唐。唐德宗貞元九年 (公元793年)，鹽鐵使張謗建議，徵收茶税，以增加財政收入。唐文宗大和年間 (公元827年一835年)，江西饒州浮樑是全國最大的茶葉市場，"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税十五餘萬貫" (《元和郡縣誌》卷二八《饒州浮樑縣》)。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還寫下了"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樑買茶去"的著名詩句，反映了當時販茶是十分有利可圖的買賣。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唐文宗開成年間(公元836年一840年)，朝廷每年收入礦冶税不過7萬貫，抵不上一個縣的茶税。到唐宣宗時 (公元846年一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貞元"，年茶税收入達80萬貫。這一時期最大的商税收入鹽税，每年都是600萬貫，茶税成為唐朝後期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安史之亂以後，政府決定徵收茶税，『詔徵天下茶税，十取其一』，徵茶税以後，發現税額十分顯著，以後就將這一臨時措施改為『定製』；並相繼設立『鹽茶道』、『鹽鐵使』等官職。立茶税以後，税額並不因國庫收支的好轉而有所減免，僅倒根據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公元804年，茶税每年增加到四十萬。武宗會昌年間（841年——846年），除正鋭以外，又增加一種『過境税』，叫『地塌地錢』，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由當時鹽狐轉運使裴休制訂了『茶法』12條，嚴禁私販，使茶税斤兩不漏。
我國茶税發展到宋代，更為嚴厲，併成為發展茶葉生產一大障礙，曾誘發多次茶農起義。據文獻記載，宋朝的茶税法，先後改革多次，即所謂『三税法』、『四税法』、『貼射法』、『見錢法』等。
唐朝徵收茶税，初因“四鎮之亂”，復因水災用賦減免，是在物質條件已具備的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當初茶税税率1O％，並不算高，經商納税，無可非議，不能把封建杜會的合理税收籠統斥之為 “掠奪”。但茶税伴隨着宦官擅權、藩鎮割據而一再加重，不能不説是蠢政，應該受到譴責。
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價，後按重量計徵，很不完善，屬首創期。四川的茶税體制，唐朝起就有別於東南各地，且沿襲到後世，在我國茶税制史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到民國時期，仍然徵收着茶税。新中國成立後，舊茶税制度廢除，茶葉成為貨物税――工商税的一個税目。1984年10月，工商税分解為產品税、增值税、營業税和鹽税以後，茶税還屬產品税中的一個徵税範圍。
